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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對貧困的定義和消除貧困的舉措都在發生變化。貧困不只是缺乏維持基本生活的食物或資源，還包括缺乏醫療衛生、健康、文化教育和政治權利等資源。消除貧困也不再靠單一的物質投入，而是正在轉向物質投入與非物質投入相結合的減貧舉措。
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目標高度重合、任務各有側重，需要各部門各地區分類、有序推進，也需要各學科各領域提供科技支撐。打贏脫貧攻堅戰和邁向鄉村振興的關鍵之一是縮小城鄉居民綜合素質的差距，而心理素質提升是居民綜合素質提升的必要內容，是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補齊農村發展短板、切實提升億萬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途徑。
從心理學視角研究貧困問題，聚焦當前中國發展背景下的貧包養網困現狀和鄉村振興目標，探包養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可復制、推廣的基層社會心理服務模式，同時也可為世界范圍的持續減貧提供可借鑒的方案。本文從我國當前心理扶貧的客觀需求出發，闡述了國內外有代表性的心包養理扶貧理論，結合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心理所”）近幾年開展的心理扶貧社會實踐，提出心理服務助推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的建議。
心理扶貧的客觀需求
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的發展不平衡導致城鄉居民差距擴大化，不僅體現在物質條件差包養網距顯著，也體現在心理素質差距顯著。貧困最終并不是收入問題，而是貧困人口缺少獲取收入的能力或機會。在知識經濟和科技創新不斷發展的大背景下，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對科技含量的要求越來越高，貧困人口的脫貧和未來發展更需要綜合素質的提升，特別是心理素質的提升。
農業與非農業戶籍人口的心理素質差異
2010—2015 年，心理所完成了國家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國民重要心理特征調查”，其中對我國 18—75 歲國民的重要心理特征進行抽樣調查。樣本覆蓋全國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但未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調查指標包括加工速度、工作記憶、空間認知、言語能包養網力等基本認知指標，語言理解、發散思維、推理和決策等高級認知指標，個性特征、情緒體驗、自我認識和適應能力等心理健康指標，以及社會預警、心理和諧等社會心理指標。
調查結果顯示：非農業戶籍群體的基本認知能力和高級認知能力都比農業戶籍群體更好；非農業戶籍群體的損失規避更高、過分自信傾向更低；在控制了性別、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后，農業戶籍群體的心理健康水平仍然顯著低于非農業戶籍人口。此外，農業戶籍群體對地方政府的滿意度低于非農業戶籍群體，遇到不公平事件時的集群行為意向高于非農業戶籍群體。
“志智雙扶”中貧困人口的心理脫貧難點
內蒙古庫倫旗是中國科學院承擔的 4 個定點扶貧國家級貧困縣之一。扶貧既要扶智，又要扶志，心理所在內蒙古庫倫旗等地開展心理學精準扶貧工作。在調研中發現，當前扶貧工作最難啃的骨頭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和“提升群眾發展能力”，而這一現象在其他貧困地區也普遍存在。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主要體現在：0—3 歲、學前教育階段、義務教育階段的教育資源薄弱，急需建立與貧困地區兒童、青少年心理發展能力相適應的教育模式。提升群眾發展能力主要體現在：貧困人口的“等、靠、要”現象，以及難以打破的“長期貧困—稀缺心態—大腦聚焦與金錢有關的事—心智帶寬減少—錯誤認知和決策—貧困加深”現象，即貧困的惡性循環。
我國的扶貧政策經歷了“救濟扶貧—改革扶貧—開發扶貧—攻堅扶貧—綜合扶貧—精準扶貧”等階段的轉變，貧困的責任主體經歷了由內到外、從個體到社會的轉變過程，貧困人口的情感生活相應包養網經包養網歷了羞慚內疚、自我排斥、自我接納及合理化等階段。在這個過程中，甚至出現了“爭當貧困戶”或“求貧”心理。
貧困人口的典型心理特征
我國學者從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研究貧困人口的心理特征及表現，從“精神貧困”的視角側重分析和闡述貧困人口在思想認識或精神面貌方面的表現，與心理學對貧困人口心理機制的研究相互印證。關于中國貧包養困人口精神貧困狀況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現實存在的貧困人口的典型心理特征，如相對剝奪感、依賴心理、焦慮、自卑、封閉、懼怕風險、缺乏生機、缺乏信心、懼怕競爭等；發現精神貧困存在承襲性、穩定性、深層次性、隱蔽性、長期性等特征。
由于脫貧人口在長期貧困生活中形成了一定的固有心智模式，貧困文化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如果扶貧脫貧過程中不能改善脫貧人口的精神狀態，遇到發展障礙則極易返貧。有學者從心理學角度對我國海南省某深度貧困村進行脫貧內生動力的質性研究，提出世代貧困個體的消極內在驅動力的“三因素洋蔥模型”，即消極的價值觀、消極的自我觀和被動脫貧的行為傾向；認為導致個體內生動力匱乏的外部原因是貧困個體缺少市場理性及扶貧的運動式治理，內部原因是個體的控制感缺失；同時，提出應當加強家庭內部建設來培養下一代的內生動力。
心理扶貧的基本理論
扶貧要先扶志，要關注激發包養網和提升貧困人口的心理動力，讓人們能積極自發地為脫貧致富而行動起來，實現長遠發展。
心理學對貧困問題的關注已久，最初的代表性研究是關于貧困歸因的研究，即什么原因導致貧困。各國心理學家先后提出了三維模型、四維模型、六維模型等，涉及的因素包括命運（如運氣不好、疾病）、結構（如失業、工資低）、個人（如沒能力、懶惰）、政策（如制度不公平、扶貧措施不力）、社會（如經濟環境、歧視）、文化（長期貧困形成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社會習俗、價值觀念等貧困文化，塑造了貧困人群的人格特征，并且導致貧困的世代傳遞）等。研究人員開發了貧困歸因的測量工具，分析人口學變量（如年齡、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宗教等因素）的影響，以及人格特征、決策風格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并據此提出可能的社會干預方案。另一類有代表性的研究是關注特定貧困人口，如貧困婦女、貧困兒童、貧困老年人等，聚焦這些貧困人口中的弱勢群體或關鍵群體，呼吁形成更有針對性的反貧困政策。
近年來，行為經濟學等新興交叉學科開始把貧困問題看作前因變量，更加關注貧困與個體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注重考察貧困所導致的心理后果及相關因素，并采用助推（nudge）等方法影響貧困人口的決策行為，切實幫助貧困者擺脫貧困。關于貧困為什么會影響人們的決策行為，已有一些代表性的理論。資源匱乏理論認為，貧困會導致所匱乏的資源過度占用人們的注意力，導致認知能力下降、做出過度借貸等短視行為。自我損耗理論認為，貧困者在做出經濟包養決策時需要耗費更多的認知資源，自我控制減弱，因而對近期結果可能產生更多的注意偏好，即更注重眼下、不關注長遠。意志力損包養耗理論認為，意志力是一種有限且容易耗費的心理資源，當個體進行情緒管理和抵制誘惑時，容易因意志力的耗竭而產生自我控制的損耗。因此，貧困戶在控制自己的消費欲望或思考如何安排有限的開銷時，會耗費意志力而導致做出非理性的決策。貧困造成決策上的管窺、短視、冒險等問題，而非理性決策又會進一步加深貧困，形成貧困的惡性循環。這些理論解釋了貧困影響決策的不同心理機制，同時也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需要思考的問題：在進行政策設計時如何考慮貧困人口的認知特點，盡量避免增加認知負擔，幫助貧困者更好地處理生活生產中遇到的問題。
心理扶貧的社會實踐
提升貧困人口的發展能力，不僅需要通過物質援助來進行幫扶，更需要尊重貧困人口的心理特征與行為規律，開展研究并運用心理學研究成果引導和干預行為，激發和提升貧困人口的心理動力。2017 年以來，在中國科學院科技扶貧項目支持下，心理所科研團隊將社會心理服務的研究成果運用于推動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實踐中，在內蒙古庫倫旗等地開展心理扶貧應用研究和社會實踐，為扶貧扶智扶志及提升心理素質作包養出了有益探索。
2017 年，心理所團隊在內蒙古庫倫旗對貧困戶、扶貧干部、鎮和旗幼兒園各 2 個小班的家長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對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對比分析發現：貧困戶比非貧困戶表現出更加短視的決策偏好，更傾向于做出冒險決策；貧困戶更看重消費支出，認為支出太多導致家庭貧困，而非貧困戶更看重收入，認為收入不夠才導致家庭經濟狀況欠佳。對兒童成長情況的調查發現：經濟因素的確影響了貧困戶對孩子的教育投資意愿；貧困戶家庭中幾乎沒有任何課外讀物；鎮幼兒園小班幼兒在自制力、社會性、注意力、記憶力、思維能力、身體平衡、身體力量等指標上均低于旗幼兒園的同齡幼兒，且注意力、身體平衡和身體力量得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對扶貧干部的調查結果顯示：總體來看扶貧干部心理健康狀況比較樂觀，沒有嚴重的職業倦怠現象；大部分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有價值、對自己的工作效率有信心，但是工作熱情會經常減退；對待扶貧工作的主要態度還是完成任務，主觀能動性和對扶貧工作所需要的能力認知度比較低。
基于上述調查結果，結合訪談中發現的代表性問題，心理所科研團隊通過扶貧實踐逐步形成目前的研究重點：聚焦于探索未成年人心理成長指導模式、鄉村居民心理能力提升模式、基層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模式。
未成年人心理成長指導模式
對未成年人的心包養理扶貧工作一直是心理扶貧團隊的重點工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Heckman認為，社會回報最大的投資莫過于對家庭養育環境不利的弱勢兒童的投資——學齡前投資 1 美元對個人發展的投資回報率是學校畢業后接受職業教育的 8 倍。貧困地區未成年人成長所需的教育資源不僅包括物質資源，更需要的是提升家長和教師的科學早教意識和能力，而培養和提升貧困家庭母親及學前和義務教育階段師資水平至關重要。
貧困地區未成年人成長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0—3 歲兒童教育資源匱乏、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階段教育資源薄弱。從玩具數量、繪本數量、哭鬧處理、挫折激勵、違規處理、行為規則設定、游樂場玩耍、戶外拓展知識、陪孩子玩游戲、讀繪本、識字識數教育等指標進行比較，發現：農村貧困地區幼兒語言能力發展比同齡城市幼兒遲滯，擁有兒童繪本讀物的數量明顯比城市兒童少，農村貧困地區幼兒園小學化現象十分嚴重且超過半數的家長對此并不反對。農村貧困地區中小學階段義務教育應試模式依然存在，中小學生厭學情緒嚴重，中學生在學習方式、睡眠習慣、娛樂方式、人際交往等各個維度上表現較差。
針對上述現實需求，心理所團隊研發了面向貧困地區幼兒家長和幼兒園教師的培訓課程體系，重點培養這一群體對學齡前兒童心理成長的科學早教意識和能力。目前，已開展的 2 期培訓覆蓋了 1 500 個家庭，家庭教育師資培訓的受訓教師已有 120 人。在庫倫旗 5 所幼兒包養園建設了“兒童成長測評試點園”，示范兒童身心成長方法及教育指導方案。聯合社會機構募集早教資源，向庫倫旗捐獻 1 000 多套兒童教育繪本和道路安全小黃帽、5 套兒童身心發展評價軟件和1臺兒童身心發展測評儀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心理所團隊對庫倫旗的線上教育進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支持庫倫旗空中課堂和家校合作模式，助推建設依靠教育脫貧致富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鄉村居民心理能力提升模式
居民心理能力提升是很艱巨的挑戰。當前貧困人口表現出的包養網一些典型的心理特征，如依賴心理、短視和管窺心理等往往很難改變，而要提升貧困人口的綜合心理素質更是難上加難。心理所團隊從細處入手，在具體的扶貧舉措、扶貧干部溝通能力、貧困人口可持續發展行為等方面進行探索。
“愛心超市”是一種廣為使用的扶貧舉措，但在各地實施的效果不盡相同。扶貧“愛心超市”將精神與物質獎勵有機結合，對村民的生產和生活行為等進行評分，獲得的積分可以在“愛心超市”兌換所需物品。“愛心超市”能否真正發揮作用，關鍵在于積分及兌換規則設計、服務流程設計及效果評定。心理所團隊在內蒙古庫倫旗調研時，發現“愛心超市”打分項過于主觀、缺乏公益行為考核，干部不敢宣傳、執行不積極；激勵物品以食品、生活用品為主，可以節流但對開源的激勵不夠。心理所團隊運用心理學原理改進“愛心超市”積分設計，將激勵額度翻倍，將打分點設計得更注重外顯行為和客觀可見的改變，積分可以累積或者配額領取生產工具類獎品（如三輪車等）。經過設計改進，“愛心超市”的扶貧舉措效果更好。
扶貧干部的溝通能力對落實扶貧政策很關鍵。基于扶貧實踐中發現的貧困人口的基本心理特征，包養網心理所團隊開發了相應培訓課程，幫助基層扶貧干部了解貧困人口心理特點、掌握激發其內生動力的方法，助推脫貧攻堅。在內蒙古、寧夏等地區面向扶貧干部、婦女干部等開展多次培訓，受訓扶貧干部逾千人。
探索綠色意識和可持續勝任力在扶志中的作用，提升貧困人口心理“造血”能力。為了讓貧困戶具備“造血”能力，提升心理動力，心理所團隊立足于貧困人口存在短視和管窺等決策特征的現狀，探索綠色意識和可持續勝任力在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和扶貧干部工作成效提升包養中可能發揮的作用。目前，已經開發了可用于評估可持續勝任力和綠色意識的測量工具；為避免社會稱許性等問題，該工具采用了游戲任務的計算機化評估程序，正在開展實驗。將在此基礎上形成針對性的干預和培訓方案，以包養期從心理學視角提供理論支撐、實證證據和培訓方案，提升貧困人口的心理動力，助力鄉村振興。
基層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模式探索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健全社會治理體系中，明確提出“加強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健全現代鄉村治理體系也是《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包養的重要內容。心理所團隊在開展心理扶貧的科學研究和社會實踐中，也逐漸認識到通過建設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助推脫貧富民和鄉村振興的包養網重要意義。
貧困的影響是多層面的，扶貧政策也是從多個層面發揮作用。心理扶貧不應只關注個體層面的心理問題干預、心理健康促進和決策能力提升，還應關注政策、文化、區域脫貧富民和鄉村振興的整體環境塑造。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是在個體、組織、社會、文化等層面，基于民眾的心理需要，通過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等手段提供心理服務、引導社會心態、全方位加強心理建設，旨在有效提高個體心理健康素養、提升組織健康發展效能、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此，從脫貧富農和鄉村振興的長遠目標出發，應當推動鄉村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
心理所團隊在繼續推動未成年人心理成長模式和鄉村居民心理能力提升模式研究及實踐的同時，開始探索身心健康一體化促進模式和基層應急管理心理援助模式。身心健康一體化促進模式：期望充分發揮鄉村醫生的作用。通過規范化培訓，讓鄉村醫生在做好農民身體健康“守門人”的同時，又能夠承擔農村弱勢群體精神家園的守護者職責。應急管理心理援助模式：主要聚焦于重點人群或特殊人群的心理援助。借鑒突發事件后心理援助中形成的成熟服務體系包養——“一線兩網三級”心理援助體系，將心理服務與基層社會治理中的矛盾糾紛化解等具體需求相結合，探索和實踐精準扶貧及鄉村振興中的應急管理心理援助模式。在此基礎上，從個體、組織和社會層面，進行需求分析、數據采集、效果評估和模式研發，形成可操作、可推廣的基層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模式。
總結與討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鄉村振興戰略是黨中央順應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也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要讓億萬農民有更多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絕不能忽略心理需求和心理服務。通過建設基層社會心理服務體系來助推脫貧富民和鄉村振興也是一項長期工作。結合當前現實和發展需要，提出 4 項可操作的建議。
面向貧困人口開展科學素養和心理健康素養普及教育
城鄉差距顯著不僅體現在物質上，也體現在心理素質上，農業戶籍人口在多個心理特征指標上包養差于非農業戶籍人口。鄉村振興戰略不僅要求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更本質的要求是提升人口素質。中國科協發布的第 10 次中國公民科包養網學素質抽樣調查顯示，我國城鎮居民具備科學素質的比例為 11.55%，農村居民為 4.93%。科學素養，包括心理健康素養，其核心涵義是對科學知識的知曉、重視程度及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的能力。素養提升是可以通過加強普及教育而實現的。
建議農業農村工作、科學普及工作、社會公益工作等相關行政部門，應當重視這一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或可借鑒中國掃盲、普法等工作的經驗，充分調動社會力量，投入資金和推出政策，支持深入農村的科學素養普及教育，特別是農村科普隊伍建設、基于信息技術和融媒體平臺的科普內容研發、科普渠道拓展等。
面向基層公職人員開展心理學知識和技能培訓
基層公職人員是改革發展和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人群。基層公職人員的能力提升至關重要：一方面是提升公職人員自身心理素養和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幫助他們了解和掌握人民群眾的典型心理特征和行為規律，在尊重基本規律的基礎上進行社會治理。
心理學家對群體性事件開展的研究發現，群眾與官員對當地公包養共問題的判斷存在很大差異，當地公共政策失誤和不當行政是發生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在扶貧工作中也存在類似情況，落實扶貧政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往往源于群眾和基層公職人員對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存在差異而又不能進行有效溝通。
建議各級組織和人事部門在基層公職人員的各類培訓中，加強社會心理學、管理心理學等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幫助基層公職人員在公共政策制定與實施中尊重和善用心理規律。應充分調動當地心理學專業力量的積極性，開發針對性的培訓課程，重視培訓實效。
加強基層民生政策的心理影響評估
對公共政策開展評估有助于提高政策質量和提升公共管理水平。21 世紀初我國政府績效的第三方評估開始興盛，經歷了政府自行設計和實施評估階段、委托第三方實施評估階段、由第三方主導評估等 3 個發展階段，正在逐漸形成較為成熟的評估機制。精準扶貧的第三方評估即是很好的實踐。但是，在現有的政府績效評估中，對民生相關包養政策的心理影響評估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一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心理評估的重要性，但還沒有形成切實舉措。
建議各地、各部門在重大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充分利用第三方評估等工具和方法，準確把握各類群體的利益訴求和心理需要，逐步規范決策中的心理影響評估，注重疏導不公平感，從源頭上預防和化解矛盾。
加強問題驅動、應用導向的心理扶貧研究
各國面對的貧困問題包養網不同，減貧舉措也不同。國際上已經有一些得包養網到普遍認包養網同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鑒，如貧困原因、心包養網理機制、行為干預等，但基于中國國情和區域實際情況的心理扶貧的研究仍有待加強，特別是應加強問題驅動、應用導向的心理扶貧研究。前文述及貧困的心理機制及助推的干預方式已經有實驗或準實驗研究結果和現實干預結果，國內也有學者在做類似嘗試，但是目前在實際工作中仍包養網然至少有 2 個方面存在脫節：①心理學領域內機制研究與社會實踐的脫節，機制研究成果有數據有結論但是很難運用于指導實踐；②公共政策領域內物質扶貧舉措與心理扶貧舉措的脫節，思想上能夠認識到心理脫貧的重要性，但在行動上仍然更重視可量化、短期內有顯示度的物質扶貧舉措。
建議各級科技管理部門在進行科技資源配置時，充分考慮國家現實需求和社會發展趨勢，前瞻布局問題驅動、應用導向的研究；各級政府在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的社會實踐中，真正重視心理幫扶的長期效果，支持開展相關研究，以應用帶動基礎研究。通過解決實際問題，不斷提高基礎研究水平，進而推動理論指導實踐、真正解決現實問題。
致謝 感謝王利剛、劉正奎、吳坎坎、李紓、鄭蕊、盧敏等項目組成員的貢獻。
（陳雪峰：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中國科學院大學心理學系；《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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