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長沙岳麓書院：君臣之契漸行漸遠》
作者：吳錚強
來源：彭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七二年歲次壬寅玄月十一日壬辰
耶穌202講座場地2年10月6日
岳麓書院
（一）張浚墓
紹興三十一年（1161）完顏亮再次侵宋，宋高宗想起了因為反對和議而被他罷黜二十余年的主戰派年夜臣張浚，命其以觀文殿年夜學士出判潭州（湖南長沙）。清余正煥《城南書院志》稱“南軒師長教師（張栻）為宋名儒，父紫巖（張浚）于紹興三十一年以觀文殿年夜學士知潭州，師長教師隨侍，遂家焉。乃即妙岑嶺之陽，筑城南書院，以待來學者”，似乎張浚全家是知潭州時才遷往長沙，這是完整錯誤的。張浚于十月下旬出判潭州，十一月初即改任判建瑜伽教室康府（今江蘇南宋）兼行宮留守，他在潭州的任職時間缺乏旬日，無論若何也不夠時間置辦宅地。
事實上當時張浚已遷居長沙將近二十年。張浚原是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政和八年（1118）進士，靖康之難時不愿接收張邦昌的偽職而投靠高宗，建共享空間炎三年（1129）組織平定苗劉之變，從此成為高宗寵臣，并于紹興五年（1135）拜相。張浚雖然堅定主戰，但他志年夜才疏，並且主共享會議室張削奪年夜將兵權，并在金朝出現議和意向后掉往高宗的信賴。紹興八年（1138）高宗與秦檜決意和議時，張浚即被罷相，此后一度出私密空間知福州。紹興十一年（1141）和議達成后，張浚被免職。由于老家路途教學場地遙遠，這時張浚便擇居長沙，“公以蜀遠朝廷，不欲徑歸，遂奉太夫人寓長沙”。紹興十二年（1132）張浚在長沙迎來母親，由于擔心母親懷念家鄉，“乃即長沙城之南為屋六十楹以奉色養”（朱熹《張浚行狀》）。
這期間張浚因不斷上書請求抗金而遭到秦檜忌恨，數次被貶，紹興二十五年（1155）甚至一度聚會場地被秦檜誣陷謀年夜逆而面臨極刑，適逢秦檜病卒才幸免于難。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張浚出判潭州之前已獲自便，十一月改判建康府后當即購船冒雪到差。當時金兵正在計劃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馬鞍山長江東岸）后再攻建康，建康正處于求助緊急之中。有人勸張浚不要輕易前去，張浚答以“赴君父之急只知直前”，在長江北岸官船飛行的情況下乘劃子抵達建康。十一月八、九日虞允文在采石年夜勝完顏亮，完顏亮遺至揚州，不久被金軍將領殺害。紹興三十二年（1162）高宗抵聚會場地達建康，張浚迎拜于道左。高宗稱“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當即命瑜伽場地張浚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馬。
完顏亮敗亡后，高宗不愿再為戰爭擔驚受怕，索性退居德壽宮坐納福威。高宗是降服佩服派的首領，但繼位的孝宗抱有強烈的抗金意志，“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孝宗剛即位就召見朝野呼聲最高的主戰派領袖張浚，“上自藩邸熟聞私德看，臨朝之初，顧問年家教夜臣，咨嗟嘆息。首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當時史浩主守，張浚主戰，于是孝宗升引張浚發動北伐。隆興元年（1163）正月，孝宗錄用張浚權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具體負責用兵事宜。三月，由于史浩等劇烈反對，張浚在征得孝宗批準后，繞開三省、樞密院，直接號令宋軍出戰。于是史浩堅辭相位，退居德壽宮的高宗對孝宗說“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年夜計，他專把國家名器財物做情面耳”。
張浚遣宋軍分別自濠州（今安徽鳳陽）、盱眙（今屬江蘇）渡淮北伐，連克靈璧、虹縣、宿州等地。孝宗為此一度很是興奮，下詔親征。金朝派精兵進攻宿州，宋軍李顯忠率部主動出擊，與金軍展開劇烈戰斗，雙方傷亡萬人以上，勝負相當。但邵宏淵恥居李顯忠之下，未收兵救濟，反而散布謠言動搖軍心。李顯忠獨力難支，率師后退，宋軍很快崩潰。金軍無力追擊，宋軍退守淮河一線。宿州舊稱“符離”，符離兵敗后，孝宗升引湯思退從頭議和，北伐大志年夜受挫敗。但金朝對議和的開價太高，孝宗無法接收，隆興二年（1164）三月再命張浚全力備戰，遭到湯思退為首的主和派強烈反對。四月張浚被召回朝廷，江淮都督府被罷廢，不久孝宗罷往張浚相位。張浚在回長沙途中還說“上如欲復用浚，當本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但八月行至余干時病逝，留下遺言說無顏歸葬故鄉，“吾嘗相國，不克不及恢復華夏，雪祖宗之恥，即逝世，不當葬我祖先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其子張栻等“不敢違公志，扶護還潭州”。張浚剛往世，金軍便于十月再次南下，主和派主動撤防，導致楚州、濠州、滁州相繼淪陷。十一月，張浚埋葬于“衡山縣南岳之陰豐林鄉龍塘之原”，十仲春宋金從頭達成協議，史稱“隆興和議”。
衡山縣豐林鄉龍塘之原就在明天寧鄉縣官山鄉官山村羅帶山，張浚墓的東側是其子張栻之墓。現存張浚、張栻墓為1981年按清代形會議室出租制修復，原墓重建于順治八年（1651），1959年小樹屋列為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7年被毀。2013年張氏父子墓被列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羅帶山下原有墓祠，196個人空間7年被毀后，2017年又重建包含父子兩座祠堂的南軒書院。
張浚墓
（二）張栻墓
張浚是主要的道學家，《宋元學案》稱“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定）游”，就是說張浚是程頤的再傳門生。孝宗繼位后第一時間召見張浚，張浚就對孝宗說了一番“天者，全國之正義罷了，必兢業矜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指，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仇自服”的年夜事理。孝宗感興趣的是恢復華夏而不是道學，符離之敗也證明“內圣”開不出“外王”。所以隆興和議之后，張浚的兒子張栻，就連帶道學一1對1教學路，遭到了孝宗的嫌棄。
隆興北伐時，張浚在前線，孝宗終究沒有親征，張栻就以“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之職飾演起張浚與孝宗聯絡人的腳色。張浚經常讓張栻單獨進宮向孝宗面陳機宜，孝宗則以手札或口信瑜伽教室的方法向張浚傳遞信息。這聚會場地段時間張栻經常見到孝宗，張栻也跟孝宗年夜談天理抗金的理論，鼎力推薦道學家進朝：聚會場地
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閔華夏之涂炭，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誠愿益加省檢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唯本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沿襲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宋史張栻傳》）
當時孝宗正想依附張浚北伐，是以與張栻處得非常融洽，出現了孝宗“召南軒（張栻），上在一幄中，外無一人，說話甚款”的親切情況。
張栻進宮共享空間，還曾見過高宗。高宗問候張浚，張栻則上奏邊事不成和之意。高宗對張栻很客氣，不過在張栻告辭時說了一句“小樹屋不如和洽”。高宗、孝宗父子在和戰問題上的不合顯而易見，張浚、交流張栻父子的道學及主戰立場卻相當堅定。
隆興北伐的掉敗不單讓主戰派掉勢，甚至證明了高宗“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年夜計”的預判。雖然孝宗不甘于議和，但他似乎抱定了道學家對于恢復華夏毫無才能的觀念。隆興議和之前張栻再次以“正心誠意”的說辭上書反對議和：
吾與虜人乃瑜伽場地令人切齒之仇，向來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財寶之使交流未嘗不可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于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所以開圣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后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平易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高低，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朱熹《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這時的張栻早已不再飾演聯絡人的腳色，他的奏議“疏進不報”沒有任何覆信。此后孝宗把恢復的盼望依靠于指揮采石之戰但不是道學家的虞允文，而張栻將更多的精神投進到道學的學術活動中，孝宗與張栻在北伐前的“君臣之契”這時已經漸行漸遠。
乾道六年（1170），張栻召為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郎，后又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在不到一年內被孝宗召對六、七次。這時張栻所言多是道學說辭，讓孝宗相當不快，還因為反對張說出任宰輔而獲咎孝宗與虞允文，甚至以蔡京之流類比虞允文，“太監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張栻早已不是隆興年間孝宗的那個寵臣了。
乾道七年（1171）張栻短暫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后歸長沙舊居。第二年劉珙復知潭州，再修岳麓書院，請張栻掌管教事。淳熙元年（1174）張栻出知靜江府（今廣西桂林），頗有政績。淳熙五年（1178）改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淳熙六年（1179）病卒于江陵府舍，終年48歲，由其弟張杓護喪歸葬于其父張浚墓側，朱熹又應張杓之請為張栻撰寫了神道碑。
（三）岳麓書院
張栻為父服喪時，湖南發生了李金領導的起義，連破郴州、桂陽兩城。宋廷派劉珙前來鎮壓，劉珙的父親劉子羽是張浚的部將，這次張栻又輔佐劉珙鎮壓了起義。然后劉珙就重建了岳麓書院，張栻為此撰《潭州重建岳麓書院記》，劉珙則請張栻舞蹈場地主講岳麓書院。張栻原來在衡山從胡宏學習，由胡宏、張栻開創的湖湘學派的重心也就此從衡山轉移到了長沙。
劉珙的父親劉子羽不單是張浚的部將，還是朱熹的義父。劉珙在重建岳麓書院的同時，還共享空間邀請朱熹前來講學。雖然朱熹因“勸止者多”及天氣炎熱等諸多未便沒有成行，但朱熹的著作開始在長沙出書，他與張栻的通訊也變得非常頻繁。乾道三年（1167）劉珙被召進朝，繼任的知潭州張孝祥繼續極力促進朱熹至長沙，最終促進了思惟史上大名鼎鼎的“朱張會講”。
朱張會講已是朱熹與張栻的第三次見面。兩人最早是隆興元年（1163）在臨安相識，當時張浚北伐已經掉敗，主和派卷土重來，朱熹為堅定孝宗抗金決定，決定進朝進諫。朱熹當時見到的張栻還是孝宗的寵臣，兩人討論的也多是朝局與用兵之道，朱熹還盼望張栻多推薦道學家進朝。不久張浚往世，張栻扶柩歸葬，朱熹又千里哭祭，這一次兩人開始熱烈地討論學術問題，朱熹還感嘆張栻“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置也”（朱熹《答羅參議》）。
乾道三年（1167）八月初一，朱熹與門生林用中從福建崇安啟程，于玄月初八日抵達長沙，與張栻等湖湘學者開始長達一舞蹈教室個多月的會講與交通。十月九日、十三日，朱熹、張栻、張孝祥同游岳麓山之赫曦臺、城內定王臺，十一月六日朱熹與林用中往游南岳衡山，張栻陪伴前去。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二日，朱熹與張栻辯論《中庸》之義，三晝夜而不克不及合。二十三日朱熹與張栻各返歸程。“朱張會講”在加倍有名的“鵝湖之會”之前八年，首創宋學“會講”之風，湖湘學派也由此構成全國性影響力，岳麓書院也是以名動全國。其實朱熹在長沙與張栻盤桓月余，重要是在城南書院即張栻的居處。湘湖學派興起之后，全國學子“以不卒業湖湘為恨”，“一時從游之士、請業問難者至千余人”，蜂擁而至岳麓書院求學問道。
岳麓書院可以追溯的確切時間是知潭州朱洞建築于開寶九交流年（976），實際創辦時間能夠更早。北宋時經咸平、年夜中祥符年間屢次擴建，學員已多達數百人。兩宋之際岳麓書院一度沉靜，但在劉珙重建、張栻主教、朱張會講后終于成為流傳至今的千年學府。宋元戰爭中，岳麓諸生乘城共守潭州，書院雖遭兵燹，進元后從頭振興。宋元時期岳麓書院始終堅持私學性質，明朝克制書院，明後期岳麓書院一度沉靜，但正德以來再次復興。清朝統治者對書院極加褒獎，乾隆特賜岳麓書院“道南正脈”匾額，岳麓書院走上了官學化與年夜發展的時期，號稱“惟楚有材，于斯為盛”。近代以來岳麓書院與時俱進，一度成為湖南維新志士的活動基地。1903年岳會議室出租麓書院改制為高級學府，最終發展成為明天的湖南年夜學。明天的岳麓書院還是湖南年夜學的主要組成以及長沙市的有名景點，不過宋代的文物已經難覓蹤影。
岳麓書院朱張會講泥像
責任編輯：近復小樹屋